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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纪委的诞生:谁都可以揭发但是不许碰周恩来!

中纪委的诞生:谁都可以揭发但是不许碰周恩来!

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林彪在文革中

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,对以往多年积压的案子进行甄别审查,自然也包括因“九一三事件”倒台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。显然,这是自毛泽东死后,中共中央试图以新的眼光、角度重新审理过去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,为平反、昭雪或妥善处理这些案件做好组织准备。对当年遭受迫害和冤屈的人来说,这当然是件好事。邱会作的回忆里涉及到中纪委是如何进行审查的。其中,中纪委既有较为求实的一面,也颇有一些难言之苦衷,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认真思考。

(1)谁都可以揭发,但是不许碰周恩来

中纪委的审查小组要求邱会作揭发那些被打倒的人,包括林彪、叶群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,同时也要揭发“四人帮”,另外,还要交代自己的问题。然而,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,那就是周恩来!邱会作说:“对于周恩来,定下调子是‘好人违心地’做事,原则上不许提及。我和周恩来关系亲密,他交我办的事实在太多了。我在回答讯问时,只要一提到周恩来,办案人总是显得很紧张,有很多事不敢记录。而对于林彪、陈伯达、黄永胜等人,他们则认为是‘坏人干坏事’,揭发要多多益善,错了不要紧,还表扬你态度好呢!”“我在写材料的时候,对其中涉及周恩来的一些事进行了‘善意’的保留。我想,当时的证人证据那幺多,现在党中央里知道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真实地位和作用的大有人在,我只不过不想让有些事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罢了。”(页772)

笔者认为,从中纪委的态度来看,他们虽然开始时也许确实抱有良好的愿望,希望将问题搞清楚,但是他们却“先天不足”,在审查刚刚起步时就自我设限,这样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能有什幺真正的突破。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:首先这个限制来自中央最高层,并非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所能掌握,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“可议之处”,如果细细翻老底,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邓小平、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“圣人”形象,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;其次,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,是戴罪之人。以林彪事件而论,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,尤其是那些“阴谋政变”、“另立中央”、“篡党夺权”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。以中央的观点而论,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中央的审查,岂能另搞一套,以周恩来为挡箭牌为自己作辩护?所以,当邱会作叙述军委办事组是如何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时,中纪委高官竟然不想听,甚至深感不耐地说:“你们有这种觉悟吗?”如此这般搞审查,其结果也就不难想像了。

(2)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

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,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,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,或身残或病故,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:罗瑞卿、贺龙、陈毅等。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、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,那是林彪和“四人帮”的迫害。因此这也是中纪委审查的一个重点。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。

邱会作回忆说:“1967年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夺权后,全国进一步混乱,北京医院、协和医院近乎瘫痪,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。1967年5月间,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,决定了几条,主要是:1、成立中央医疗小组。成员有周恩来、我、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,周总负责,领导中央保健工作。2、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、北京医院、协和医院共同承担。3、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副总理、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,周恩来亲自管理。”(页796)有关罗瑞卿和贺龙的问题,笔者在另一篇《邱会作回忆录》述评一文中作了论述,此处不赘。下面专门谈一下陈毅的医疗问题:

陈毅问题。邱会作回忆说“接到陈毅要回来检查的要求后,即按规定向周恩来报告了,履行手续要个过程,但还是较快获得批准。陈毅手术时,总医院很重视,院领导守候在手术室外。手术中切除盲肠时,意外发现有癌变,医院很急,立刻从手术室打电话到人大会堂请示周恩来,周恩来命我从那即刻赶赴现场。我还在路上,医院已经拿出了‘切除一段肠子,今后保守治疗’的方案,并用电话请示周总理得到批准。我到时,手术已经继续进行了,我陪着陈毅夫人等候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去。”“陈毅手术以后,叶群那有问候,周恩来处处关心,我又亲自去慰问,总医院敢对他不好吗?陈毅住在高干病区里最好最大的一种病房。……陈毅手术后不注意‘忌口’,引起伤口感染,又进行了修补手术。为此周恩来爱惜地说他‘贪吃的毛病不改’。陈毅手术后,我特别交待医院要精心护理。陈毅感慨地对我说:‘总医院对我是照顾到家了,吃得比我家中还好!’陈毅病情稳定后到北戴河疗养,只有林彪、陈毅、聂荣臻三个元帅在那里休息,总医院有专门医疗人员为他们服务,怎幺能说照顾不周呢?”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在总医院里对任何人想搞‘医疗整人’都不可能。因为:1、总医院医疗制度很严格,文化革命中也没有乱,高干病房里每个手术、用药处方都要多人讨论并由主管医生签字。若有新医疗方案,要报上级审批。2、有优秀健全的医护队伍。只有上下几代无‘敌属’关系、技术精湛、品德好的医生才能入选高干病房。陈毅的医疗除常规手续外,还要经他从北京医院带来的‘自家医生’认可,绝无疏忽的可能。3、陈毅治病,始终由周恩来直接过问,医疗方案须经他亲自批示同意,方可施行。周恩来还多次询问过医生治疗情况,他对陈毅感情很深,非常爱护。”(页798-800)

此外,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医疗问题,如徐海东、傅连璋等人。中纪委审查组最后对邱会作说:“徐海东医疗的事不再问你了,另外,傅连璋的死与你也无关,撤案!”(页801)

可以说,从医院、护士这一方面来说,绝对不存在“医疗整人”的问题。罗瑞卿、贺龙、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。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,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。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。

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,其他人回忆,如吴法宪、王力等,也都证实了这一点。换句话说,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,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,那幺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。如果说,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,那幺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。邱会作说:“如果军队抓人,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。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、谢富治、汪东兴,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。”(页801)不少老干部文革后都曾回忆起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关照的,似乎在他们落难时,周恩来都曾伸过援手,但恰恰也是周恩来这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人将他们送进大狱、或卫戍区。或许周恩来曾在事前或事后对这些老干部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关心,但是依然不能解脱周恩来本人应负的责任!即使国内党史学界那些大力为周恩来辩护的人,也不得不承认,周恩来的确做了许多“违心的事”,说了许多“违心的话”。那幺人们是否可以用“违心”这两个字来掩盖、抹煞了周恩来所起的真实作用吗?难道可以将这些罪责转嫁到他人身上吗?此外,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,中共高层概莫能外,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,毛泽东不也是大搞“医疗为政治服务”,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?因此,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,其他都要让位,医疗也不例外。这也就是为什幺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,只能被迫等死,刘少奇、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。

至于罗瑞卿、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、医疗更与林彪无关,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、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“四人帮”,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,歪曲历史,掩盖真相而已。

(3)中纪委的审查为何最后不算数?

应该说,中纪委的审查在开始时还是较为客观的和讲究实事求是的。邱会作回忆说:“他们一改1971年中央专案组的方法,不是把“九一三”硬裁到我的头上,当作审查的起点和要害,而是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开始的。他们把要审查的内容分成了三个大单元:文化大革命问题;庐山会议问题;“同案人”之间的问题。审查方法是:他们先提出问题;我写交待材料;核实审定材料。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,可以讨论、补充和修改,谈过的东西可以回过头来再谈,写过的材料可以反复修改。他们不强迫我作“完全彻底”交待,只要基本事实搞清楚就可以。我可以提出人证、证物、旁证,他们有时也给我看原始件。双方同意的就定下来,有争议的就暂时在一边放放。”审查组甚至表示:“从材料上来看,你很早就与‘四人帮’斗,特别是和江青斗,为此你受到过打击。现在不同了,你不要怕当反‘四人帮’的英雄哟!”“中央对你抱有希望,审查不是为了打倒你,而是争取你。中央对你没有预定框框。你是最有条件从宽处理的人,党不会轻易抛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干部。”等等。(页768、772)1980年4月中纪委常委万毅专程到秦城监狱与邱会作谈话,表示说:“你被关押的那天说过“三个相信”,相信毛主席,相信党,也相信你自己。你今天还应该坚持这个信心。你被关了十年了,现在是关键时刻。我们的工作,与其说是对你的审查,还不如说是对你的挽救,你的问题会很快得到处理。我看了有关你的大量材料,相当多的事情你已经说清楚了,现在有人看重的是总后死人了。从领导责任上来说,总后系统死的人可以追到你的头上。可是从法律上来说,推给你不合适,也不符合事实,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。林彪主管军队十几年,你参与军委工作,不能说没有干一点坏事。但是把林彪案全部摊开之后,你的事不仅少,和别人比较起来,有着很大的差别,甚至有本质的差别。”万毅还说:“请你相信,中央对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。中央对你的宽大,对你今后安排之好,可能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得到。我们要通过对你的问题的处理,让大家看到,实事求是是现在党中央决策的基本方针。我们希望你对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。情况会好起来的,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”(页774-775)

但是1980年6月后,中纪委的态度完全变了样。中纪委正式向邱会作宣布“你从一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锻炼成高级领导干部,难能可贵。但很可惜,不能为党工作了。过去我们说过,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,会感到高兴,对党也是个贡献。这话绝不是什幺手段,而是按照事实和党的政策,说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,但是现在无能为力了。一个干部可以有自己的思想,但要服从组织,遵守纪律。”“中央对你的政策都向你说了,许多话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说的,只是向你传递。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和你谈过话,相信你心中有数。但事情是变化的,与其有一手准备,不如做两手准备。是否公开采用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,希望你作好思想准备。无论今后发生了什幺事,都不要往绝路上想,要有信心活下去。”正如邱会作所言“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,而是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。”(页777-778)

显然,中纪委的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前后矛盾,开始时表示要实事求是,把历史的问题搞清楚,要宽大处理,甚至还明确表示“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”等。但是后来却完全变了调,强调“要作好两手准备”,也就是不排除“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”云云。为何会出现前后反差如此强烈的结果?据邱会作事后了解,中共中央恢复中纪委时,是黄克诚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,而黄克诚是一个实事求是、敢于坚持自己主见、敢于说真话的人。但是遗憾的是,他的主张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为党中央所采纳。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曾招来毛主席的忌恨,这次也招来某些“大人物”的不快,让这位党内少有的头脑冷静、思想深遂、经验丰富、胸怀开阔的人很快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,在党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最需要他这样的人的时候,让他退回家里过早地“休息”了。另据笔者所知,黄克诚曾在中纪委审查后曾提出,黄吴李邱四人应该免予起诉,无罪释放。但是黄克诚的设想立即被邓小平所否决,邓让彭真出任“两案”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,王鹤寿任中央审查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,实际上架空了黄克诚。邓小平就是要将党内矛盾和路线问题变成刑事犯罪问题,以法律手段解决解决党内争端。所以,即使中纪委的审查工作将整体事件调查得较为清楚了,但是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前提下,他们依然还要不顾基本事实硬往刑事犯罪上面套。这也是为什幺有了“两案”的审判和判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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